3月3日晚上7点钟，上海南站，导演范士广与3名摄制组成员柯丁丁、谢抒豪、周圣乐，坐上了一趟往武汉运送物资的绿皮火车，在卧铺车厢里“咣里咣当坐了一夜”。抵达武汉后，一股电影镜头般的冲击感迎面扑来：“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是空的，没有人。”

在此之前，范士广已经在上海蹲点拍摄一个多月，记录这座大城市的疫情防控状况，没有精准的预期，只想着“能拍多少是多少”。拍到3月，忽然接到获批去武汉拍摄的通知，次日出发。

在武汉这座恍若静止的城市里，范士广待了28天。近一个月的时间，他与团队采访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近百位医务人员，记录下隔离病房里的瞬间，视频素材长达3万多分钟。

日前，纪录片《人间世》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播出。作为总导演，范士广说：“有时反思，常常讲述，总是记录。支撑我们完成不可能任务的，不是艺术创作的激情，而是真实记录的使命感。”

记录真实并不容易。在火车上，范士广与成员敲定了3个蹲点医院：金银潭医院、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雷神山医院。确定分工后，范士广每日早起搭车，在住处和院区之间往返，行程达100公里。在医院蹲守时，他们必须跟医护人员一样习惯穿四五个小时防护服，眼球被护目镜压迫得凸起疼痛，时常感到缺氧。“一生都不会忘记那种感觉。热是可以忍受的，但是缺氧受不了，是你怎么都克服不了的”。

记者出身的范士广曾奋斗在新闻深度报道一线，而纪录片与流动性强的新闻拍摄方法不太一样，需要“蹲守式拍摄”—— 深耕一个地方，去观察、熟悉、体验、记录，最后得出自己的观察结果。“通过蹲守式拍摄，才能和所有的医生、病人建立紧密联系，对这里的人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和疫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”。

“在红区，一个人穿着防护服，如果不写名字，你分不清这个人是医生还是护士，分不清年龄，甚至分不清性别。但是反过来想一想，这其实是让红区的故事更加纯粹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纯粹。”在那样一个“模糊个人信息”的环境里待了许久，范士广感觉自己对医护人员的认知更加清晰、深刻。

在红区蹲守时，范士广与一位护士坐在走廊聊天。她在这里照顾的一个病人前不久突然去世了，病人的手机留在了铁柜子里。去世那天晚上，手机不停地响，直到没有电。

另一个护士告诉范士广，护理完一个无人陪护的去世病人之后，她把床推到走廊里，坐在大概10米的位置，像亲人一样陪着他坐了10分钟。

这两件事对范士广触动很大。“进入疫区，我们真正观察到的，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纯粹，是更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”。

范士广意识到，无论是插管医生、护士还是清洁阿姨，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。“我们不应该只有宏大的叙事，一定要有个人回忆与经验的叙事。”于是，在主体性拍摄之外，范士广开启了一个计划——采访100个医护人员，做一个口述史。

在制作时，范士广与后期剪辑师起了争执。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剪辑师，分集导演认为这个片子应该更像一个“片子”——叙事要有结构与逻辑，有精妙的设计和技巧性的勾连。但范士广认为，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想留存更多个人记忆，而不是因为剪辑需要把个人的记忆碎片化破坏掉。“不能为了完成叙事去消费别人。在重大灾难面前，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这么做是不是对得起历史？”

由于大型摄影器材消毒难度大，手机成为范士广与团队成员相当关键的拍摄工具，“拍完后，拍摄者从人员通道出来，手机通过污染物通道出来，用酒精泡过，拿出来之后都是湿淋淋的”。

每一次，当范士广把手机重新打开，等待开机LOGO出现的时刻最为紧张，“生怕素材都没了”。晚上回去后，范士广坐在床头掏出电脑和手机备份，一条一条传送视频。“如果视频很大，备份是很慢很慢的。每个日日夜夜都是这么过的，传完那一刻才能安心一点”。

在金银潭医院，一位女患者在离院前拿出纸笔，记下了每个护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一定要给他们鞠躬；一位市民穿着笨重的皮卡丘套装，举着“谢谢”的纸牌，站在路边数小时为医疗队送行。范士广说：“这是很本真的一种东西。”

“以前我们可能不喜欢喊口号，感觉口号很空洞。”但在武汉经历了一切后，他对“谢谢你们”“武汉加油”这样的字眼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触动。“每一次呼喊，一定有他自己内心的故事和真实的情感”。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）